[33]十分明显，上述观点与我国法学界的通说有所不同。
[6]首先可以想象的是，条文序号重排会导致准用性条款的连锁修改，因为被准用的条文序号更动时，准用性条款的内容自然也要随之修改。全部条文重排模式运用的实际效果，就是在每次法律修改时，就对所修改法律的大部分条文进行改名。
但必须指出的是，这只是说明在条文删加率或高或低时，全部条文重排式与固化序号删加式的利弊效应变动方向，并不意味着两个模式之间具有等值的利弊互补关系。全部条文重排模式的优点是：（1）有助于实现对修改后法律文本的顺畅阅读。全部条文重排式固然有其优点，但是其缺陷也是明显并且是严重的。法学著述是法学研究的智力结晶，其中蕴含的法学研究者智慧与心血应当被持久的尊重和利用。再如，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控辩双方在论证被告人行为是否符合某罪名的罪状时，往往直接以相关刑法条文序号指代该条内容，如证明被告人行为并不符合刑法第270条规定的情形，就是指该被告人的行为并不构成侵占罪。
可见，法律条文的序号在实际生活中起到具体法律规范的代号作用，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具体法律规范的名称。二是指当法律规范的实质内容经修改后，基于原法律规范所建构的其他相关制度也要进行的相应修改，例如，当公司法全面修改后，与该法相关的刑法（如其中有关公司及其高管人员犯罪的条款）、行政法规（如公司登记管理条例）以及大量的地方法规、部门规章和司法解释等，都要进行相应的修改，以实现法律体系的统一性和协调性。停留于形式平等的法律无视这些分化，在平等的名义下可能导致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社会不公正结果。
[9] [美]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王寅丽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39页以下。但对于司法而言，情形则恰好相反，是将抽象的规则适用于具体的个案之中，而个案则既与特定的人有关，也与特定的事有关。正如德国学者施瓦布所指出的平等原则并不妨碍在人员群体中按事物性质进行合理区分。[36] [美]马克·A.卢兹:《经济学的人本化:溯源与发展》，孟宪昌译，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8页以下。
[16]可见，法律的普遍性所要求的对人的抽象，无非就是忽视个人的能力、动机以及行为人所处的社会情境，而把所有的人视为等同、类似，或者将行为的环境看作相同、相近。刚满18周岁的人与离18周岁差天的人，在智力、能力上可能没有什么不同，然而在法律上所获取的待遇却是不同的（例如是否为完全行为能力人）。
二、法律普遍性的理论证成法律的普遍性大致意指，法律不考虑人的质的差别，不考虑时间、地域的差异，在法律所涉的范围内，将规则重复适用于不同的人和事。在这个框架中，法官们应运用自己的权力，以其自身的个性和活力自由地补充与充实法律的内容。而没有人的存在，行为的合理评价则将失去依据。这里以司法审判来说明这一问题。
[53] [美]罗斯科·庞德:《法律与道德》，陈林林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0页。正因如此，当论及情感利益、非财产损害、侵犯人格时，在法律中不涉及机体内部的感觉，而是涉及以货币单位计量的客观价值，该价值使得受保护的法益成为可交易的商品，成为精神利益。[45]其次，这与个案本身的特殊性有关。正如日本学者大稼仁在谈到刑法的调整对象时指出的那样：以符合自由主义要求的现实的行为为前提，同时一并考虑其背后的实施该行为的行为人，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极为必要的。
毕竟，在某种程度上说，尊严意味着体面的生存。以过失为例，在法学上，过失是指疏于合理的注意。
除此之外，它们还是自由的敌人。但是，程序法上的人更多地是角色的人，即往往不再考虑人的真实性情感，而是以角色分派的方式，来拟定每一个进人程序中的主体的权利与义务。
同样重要的是，私域的存在并不会妨碍公域的运作。(2)弱者已经付出了与普通人一样的心智和体力，然而由于能力较弱、运气不佳，最终变得在生存上无法维持。一般说来，实体法通过两种方式来设定人的身份。例如人有自利的欲望，因而必须在法律上确定财产所有权制度和知识产权制度，以保障个人正当利益的实现。这些都使得法律规则与真实的个人之间无法协调。[6]通过人权条款，可以保证个人既不受国家的压迫，也不受社会的同化，这样才能造就出一个个拥有个性、自主独立的权利主体来。
实际上，动机不仅仅是审查犯罪情节时需要考虑的对象，它本身就涉及犯罪行为能否成立以及构成何种犯罪的问题。根据弱者的不同成因，我们可以将弱者分为以下五类：上述表格反映的只是社会学意义上一般弱者类型的划分。
[39] [英]H.L.A.哈特:《法律的概念》，许家馨、李冠宜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81页。[28]如果把情感广义地理解为人的一种内心的情状和独特的个性，那也就意味着，民法对于人们实际的动机、目的、能力、境遇不予过问，而只是以行为作为考量的唯一对象。
哈贝马斯指出：法所抽象掉的，首先是法的承受者的约束其自由意志的能力，而只考虑他们的自由选择。最后，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法还抽象掉服从规则的那种动机，而满足于行动对于规则的服从，不管这种服从是如何发生的。
[21]在这里，身份只是表明在法律关系中所处的位置，并不影响着作为实体的人所拥有的权利。针对法律制度中个人的缺失，日本学者野村稳指出：法律学本来是关于人的学问，在刑法学中，这种性质特别明显。实际上，法律是建立在对人类的典型性行为的一般化了的心理假设基础之上的。法律存在的根基，恰恰就在于人除了扩张性的本能之外，还拥有分享社会情感、提倡彼此合作的社会本能。
严格说来，司法公正寄寓于个案公正的实现，法律的大词要落实于生活中的小我，桥梁需由法官架起。当今世界各国的法律制度，普遍以人的尊严作为最高的伦理总纲
（3）在应激的情况下，很难实现符合目的的行动，容易做出不适当的反应。这个划分就是将心理过程区分为知、情、意三个方面。
而在传统的罪过理论中，没有注意到情感因素，因而陈教授指出将情感纳入罪过心理势在必行。2）情感动机在日常生活中，人的各种活动都是受动机支配的，人们常常使用动机一词来指行为的原因。
因此，只有认可危害结果发生的情感才是罪过情感，也只有这种罪过情感才能纳入罪过理论之中。[①]储槐植教授指出，犯罪心理学和罪犯改造学都重视情感因素研究，刑法学也需重视这个问题。而情感经常被用来描述社会性高级感情。[16] 高玉祥等编著：《心理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
陈兴良教授的罪过理论兼收并蓄了犯罪学家关于情感动机的论述和刑法学者关于情绪、情感影响刑事责任能力的见解。情感动机和罪过情感的区分同样重要。
将它们区分开来是我们认识事物时采用的分析方法。智力和意志过程发生的背景。
笔者认为，既然你认为情绪是罪过的内容，那么你对知、情、意就应该同等对待，使它们在罪过心理中居于同样重要的地位，并在分析罪过心理中同样成为必要因素。2. 该二位学者认为，认识—情意—认识—情意是一个连续的锁链。
